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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 意義、內涵與行動選擇
2020-07-03 10:29:36   來源:法制日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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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時代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現實意義

  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國家、社會、城市發展”基本原理在新時代的理論升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推進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城市工作主題,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題新論斷新范疇新戰略,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構成了體系完備、邏輯嚴密、具有實踐面向超大城市的治理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國家、社會、城市發展”基本原理在新時代指導全黨由城市建設管理向現代超大城市綜合治理跨越轉型的重大實踐成果,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后城市群迅速崛起,傳統城市管理理念方式方法嚴重滯后難題的基本遵循,是彰顯中國特色超大城市治理道路、制度、文化的優勢,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追求城市文明、根治“城市病”的指南。

  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回應現代城市治理難題的必然選擇。傳統城市治理存在“三重三輕”現象,即:重“粗放型”發展,輕以人為本、城鄉一體、產業結構均衡的高質量發展;重“GDP型”評價,輕創造民生保障、公共服務提升、綠色環保的高品質生活;重“浮瓢型”治理,輕精準、系統、信息化的高效能治理。為此,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加快推進以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精準治理為核心的城市治理方式現代化。堅持源頭治理,要求將城市問題從源頭上遏制住,預防“城市病”的發生發展。例如,發揮好城市規劃的源頭治理作用,從城市發展的源頭解決好交通堵塞、城市空間布局不合理等問題。堅持系統治理,要求城市治理各個領域、環節、流程能夠有效對接,做到無縫銜接。例如,城市發展過程中要統籌解決好城市發展的規劃、建設與管理三大環節,實現城市治理的頂層設計。堅持精準治理,要求城市治理能夠明確城市治理范圍和治理目標,精準識別城市治理問題,提出城市治理問題的精準措施。

  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重構現代城市治理體系的實踐需求。傳統城市治理存在主體單一、事務范圍狹窄、客體不明確等問題,由此帶來城市治理力量薄弱、城市治理事務不全面、目標異化問題,這需要實現三個轉變:由傳統政府主導向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體制轉變;由以單純經濟品、基礎設施公共品供給的傳統供給模式向經濟品、公共品、文化品、科學技術品、生態綠色品綜合供給模式轉變;由以層級管控、條塊分割、分兵把口的傳統治理方式,向遵循“城市生命體有機體”運行規律、實行“全周期管理”的科學治理方式轉變,以精準優質高效協調運行的超大城市“科學化、系統化、智能化、法治化”“全周期管理”的“空間地圖”,形成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國際一流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

  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探索快速崛起現代都市的治理新路徑的邏輯延伸。以自力更生與創新驅動相結合的中國城市快速崛起的發展道路決定了城市治理現代化迥異于西方城市,其突出特點是由政府主導的“跨越式”“趕超型”發展模式,其決定了“城市病”具有時空疊加性,發達國家幾百年城市發展集聚的問題在中國數十年城市化進程中呈“壓縮餅干型”的狀態集中呈現。為此,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新路子既需要正視歷史遺留問題,更需要置入我國社會急劇轉型、城市化步伐提速、超大城市較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更要思考如何適應新時代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的高點定位、謀篇布局,遵循治理“城市病”的規律,洞悉其時空重疊性、復雜性等特性,實施分類治理“城市病”的良方,收到綜合施治、精準施治之效。

  二、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內涵與目標

  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指承擔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在統籌組織領導和推進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現代化進程中,以人為核心、全周期理念、系統集成、生命體有機體的治理理論為指導,依靠行政、社會、市場力量,運用法律法規、制度規則、自治章程、城市公約、鄉規民約、道德規范等方式和手段,對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治理制度更加充分更加精準更高質量地供給,從而有效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服務、優化城市治理制度,激發城市發展活力,全面實現體現以人為核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現代化,體現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城市特點的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持續治理行動及其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的實施過程。

  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是特定時代背景的產物。其治理目標可以概括為:(1)統籌之治。統籌解決區域不平衡、城鄉不平衡、發展不平衡,實現不同區域、城鄉、要素之間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在城市生命體、有機體運行之中充分涌流。(2)依法之治。圍繞對接國家治理“硬法”與“軟法”規范精準對接的治理體系,科學完備的超大城市治理地方法規、制度、體系基本形成。(3)共建之治。圍繞共同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基本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超大城市治理共同體基本形成。(4)科技之治。依托信息技術支撐的創新驅動信息化、產業基地信息化、治理空間信息化的全方位“智慧城市”創新高地基本建成。(5)專業之治。實現由傳統感性之治、經驗之治、管控之治向職能之治、行業之治與專業之治轉變的超大城市治理方式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全面提升。

  三、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的行動選擇

  以專項行動實施為切入點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一是,從提升城市品質定位。圍繞超大城市治理的目標實施一系列專項行動,切實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環境質量,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和品質。二是,從精準治理入手。圍繞解決交通擁堵、城市內澇、停車難題、生活垃圾等“城市病”,開展交通暢行、停車便利化、排水防澇、生活垃圾分類、街面環境整治五大系列專項工程,根治“城市病”問題,穩固城市的硬件設施。三是,從高品質生活著力。圍繞民生保障、文化素質、公共安全等城市“軟件”,開展公共服務提升、居民素質提升、文化品質提升、公共安全提升四大“專項行動計劃”,全力提升城市品位。

  以體制制度改革為核心點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在注重超大城市“硬軟件”建設過程中,改革完善城市治理體制制度與機制問題,確保城市治理的效能常態化。一是,優化城市治理體系。依據城市硬件軟件設施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體制機制難題,厘清行使城市管理職能的行政權力的邊界,對職能相近的政府職能部門進行整合,通過組織機構的改革實現權力的整合。城市治理結構的整合須遵循國家機構改革的基本方向:大部門制改革,通過整合職能相近的部門,實現城市管理相關部門的整合;城市管理的決策、執行與監督職能適當分離,確保權力行使的效能最大化;城市管理權重心下移,市區一級應當推進“放管服”,賦予街道相應的行政權力。二是,優化城市治理制度結構。要把建立健全城市治理體系、建設城市治理共同體等作為加快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關鍵,形成人人參與、人人有責、人人享有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三是,優化城市治理機制。通過專項行動暴露出來的各部門之間合作機制、城市治理工作機制等方面的問題,優化城市管理工作機制,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機制,改進城市治理效能的考核機制。

以指標體系設計為關鍵點檢驗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建設的效能。為了確保專項行動落到實處,城市治理體制機制得以優化,須圍繞城市治理現代化構建科學的指標體系、考核標準,作為檢驗考核評價城市治理現代化建設成效的重要依據。一是,圍繞超大城市的可持續性設計指標。為了實現超大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須圍繞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城市發展動力機制設計城市發展指標。二是,圍繞超大城市的宜居性設計指標。為了提高超大城市的宜居性,須圍繞生產、生活、生態三大空間布局設計城市發展指標。三是,圍繞超大城市治理主體的多元性設計指標。為了營造全社會參與城市治理的條件、環境和氛圍,調動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創造性,須圍繞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地位與功能設計指標,為各主體治理超大城市治理提供相應的機制。四是,圍繞超大城市治理的全局性設計指標。為了強化城市工作全局性的功能,須圍繞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設計指標。五是,圍繞超大城市治理的系統性設計指標。為了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須圍繞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設計指標,確保城市各項工作之間的銜接性。

作者:徐漢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治理法學教授、“教育部社會治理法治建設創新團隊”學術帶頭人、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基地暨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與應用研究基地負責人;徐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治理法學博士、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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